我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的骄傲,尤其是喜欢的书,可以做到相机式的记忆,很多段落句子都历历在目,实在是对《西行漫记》印象太过深刻,以致今日还能够随时想到中间的细节,兴致盎然地回忆一番。不过,我是看过中英两个版本的,很多时候会有一点糊涂,不知道自己记得的,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因为有一个细节,斯诺和外交部的年轻人一起组成篮球队和另一个部门(红军大学的,不记得了),被人打得一塌糊涂。我记得的词是,被beat to the pulp。当时很喜欢买冷冻橘子汁化冻兑水喝,买的时候,有no pulp 和多少百分比的pulp的罐头不同,印象剧烈深刻。那么这一段是英文,其他的就不是英文了。pulp就是浆,被人打成浆,可见惨败。
提起《西行漫记》,就要提他夫人的传记,我都不记得她名字了,只记得两人没多久离婚,但是她等待着斯诺归来正好遭遇到西安事变,新闻封锁。新闻封锁的同时,就像黑市一样,越是没有正式的消息,谣言就越多。她笔下听到斯诺的各种可能发生的结局都有可能。因为,红军或者朱毛大军,在被封锁的消息里,多多少少和占山为王,掠夺肉票的土匪的差别不是太大。这样,不得不想到我们如今,听到各式各样的谣言和道听途说,比方到偏远地区旅行,到第三世界国家旅行时的惴惴不安,其实放在同等的尺度下,又有什么区别?斯诺带回来的无疑是一种绝对的兴奋,那么现在也不是没有人跨越这种道听途说边缘区采访各式各样“革命”的组织的记者,又怎么比较呢?
斯诺到达的中国,相信我们都有一定了解,可不幸的是,多是被人剪裁过的印象。穷困和贫瘠战乱和灾荒,四九年中国人男子寿命是三十多岁,婴儿死亡率高是人口寿命低的一个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战乱和灾荒。中国的历史是充满了旱,饿死人,涝,饿死人的和天争夺的口粮的无奈的生命周期,西北的灾荒(再次道歉,不记得那一年了),给斯诺看到的,大概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的骨瘦如柴的孩子们的景象。他书中描写一个身无寸缕的灾民,看不出年龄,唯一能看出他是男人的,是他下身的那一点,非常凄惨地表明他还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没有尊严,没有知觉,因为最基本的生存,都是不可能保证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让一个外国记者看到的,是一种对这个民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非常令人不安。他另外的小故事,是他在火车上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的人,与另外两个乘客的接触,斯诺礼貌地和两个乘客聊天,一老一少大概在湖南一带,自然地说起乡下土匪泛滥的事,老人家看看不出声的同座,加了一句,他们杀人太多了。不料,同车厢的绅士突然说出一句,杀得不够!令斯诺及同座咂舌不已。
东北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一如寻常的繁荣,因为对照斯诺夫人的故事,和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家居生活,和现代老外居住在北京上海区别,除了时代带来的区别,很有相比之处。可是到了边远穷困地区,能够得到的,是和沿海城市巨大的差别。可是,斯诺不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西安的,我看过其他资料介绍,是谁联系到他给他安排一路行程的,眼下找不上到,就继续八卦好了。他到了西安,见到的杨虎城和西安的各界国民党大员,可是最神秘的,是在郊外的汉墓群里与邓发的见面。邓发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透过斯诺的眼睛,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可以感到他的骄傲和革命者的自豪自尊,他一把握住斯诺的手,盯住斯诺的眼睛,你猜猜我是谁?斯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人。我也没有,我和斯诺一样的惊诧,中国人,有这种自信散发出每一个毛孔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同。斯诺马上被他解除可能有的任何警备,对这次行程愈发兴致勃勃。
故事写到这里,这本书就放不下去了。比武侠还好看的书啊!
《红星照耀中国》在我心目里比《西行漫记》这个书名要更贴切。
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漫记实在是很中庸的书名,任何人往西北旅行都可以以此为题,漫记完全不能表达出斯诺的锐利眼光和旁观者的客观分析,和他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人性的普遍的观察。斯诺将他在红色中国得到的深刻印象,用他满怀真诚以及理解的笔墨描述出来,一方面是经历过很多中国后对不同的中国人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外来者对中国的不受思想理想思维帮派束缚的尖锐的独立。作品经过成为当时的实事报道的过程后,又成为下一代人的对那个过去的时代的理解的渠道。
从西安到保安(?)的路上,黄土漫天,也许千百年没有的改变的土地和贫穷,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的斯诺眼中看到的是渐变的不同。当时是东 北军和红军在围剿及反围剿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平和,西安事变的前兆在前线非常明显。但斯诺的通行仍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他清醒地意识到他随身物品对向导的引诱,他在双方的真空中间地带躲避过真正土匪的抢劫或者向导的可能的一时贪念的恶果的风险,到达红色中国的边缘。到了,立时感受到不同的中国人的态度。大家都记得“不知道”陕北话的发音,无疑和斯诺这一个接触有很大关系,他见到的村长,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回答他的询问,虽然没有任何害怕的表情。那是一个宇宙性的在中国人脸上容易见到的表情,斯诺在红色中国没有见过,他很惊讶,因而益发引起记者职业的好奇。
骑着老驴进入保安的最后行程是斯诺和第一个红军的正面接触中完成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军人。他们的生命在斯诺是非常的奇特的经历,可是,对他们自己,他们的选择是那么的平常,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同样的经历,为着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走到一起之后,在斯诺的眼里,他们的自我和个人都在理想的单纯中消失了。
我常常想象那一个不同的时代,和时代给于人的选择,以及革命这一个词给中国人的感受。那时和现在的不同的感受。无疑不同的时代,给于人对同一个词的理解是不同的。为什么有人能够选择死亡面无惧色,有人献身革命略无犹豫,不是完全如同我们中小学革命教育那么单纯那么简单,那么消除了人性个性的统一和一致,但是的确可以有很完整的解释。我们的先辈有的和我们一样面临着抉择,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选择。如何用我们今天的目光去体验当时人物的选择,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信仰的看法和评估。我们也许能够在和平年代,在悠闲地读书之余,考量当年人们的信仰的不同。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更多对时代的理解,才能公正地解读当时的不同。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风云人物,后代在平和的时代里只能感叹和咀嚼大冲击的变化。我们无缘去亲历历史,能得到的,很多时候是宣传,和被手术刀切割后的支离破碎的事实,因为这一个处理,有时得到的很多的是不尽公正不尽中立的观点。历史上任何人都不会面对历史宣称自己的行为举止是非违背人性违背进步,如何拨开时间的间隔,透过重重阻碍,去中肯地分析历史人物和他们选择的正义与否,符合历史发展与否,是有一定人性的标准的。而且是能够经得起时代时间考验,超越人种民族和文化区别而存在的客观标准。在我们这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更多的是需要时代沉淀,脱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后才能有一定的客观公正看法。历史的公正需要的是时间流逝后的冷静,但是时间,又很不幸地磨灭一些当事人的直观的叙述和对人性性格分析理解的基础。
所以,我喜欢,相信很多人喜欢斯诺的作品的原因,就是他做到了没有利益相关的中立,和亲历历史的直观,加上他出色的记者的锐利眼光,和对中国的理解及热爱,而得出的一部出色的历史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作品包涵了很多东西,有领导者的思维,在窑洞里忽闪的油灯下吴亮平的翻译记录下的毛泽东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对过去对现实的深邃的分析理解。他在书中除了结尾的长篇分析外,有两个比较的理论化,是书中通读下来可能不能字字令读者完全沉浸的地方。一个是和毛泽东的长谈,一 个是在红军大学的面条宴不能补充的能量消耗。和毛泽东的长谈前后,就是很多人感兴趣的脱裤子找虱子的细节。毛是一个挥洒大局,不拘小节的人物,斯诺是一个记者,是外人但是没人把他当什么不同的人物。既然邀请了来,没有人特意地设立任何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写作的界限。和后世的控制相比较,很令人感慨这种变化的原因。那一个时代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因为不需要控制,是每一个人精神生活充实,有一个共同目标的开放和自信。是什么引起了后世的变化,就不是我们能够探讨的现实。但是深深令人回味。其实,斯诺给我的印象,或者任何观察者,给我的印象都是,人为的控制多数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副产品,并不能给控制者真正期望的结果。而对人物的观察,需要的就是这种直观的不受限定的闲闲小事的无意表现出来的人物真正的性格。
作品有很多军人的过去,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和彭德怀的探讨,这里有他对彭德怀个性的分析,几乎是预言家的分析,即彭德怀有着中国人少见的直率和坦诚。未来是什么,斯诺无从预测,但是读者可以有着后人读史后的奢侈,明了斯诺在三十年代的文字直截了当地帮助后人理解这个军人的强处弱点:他有革命者对领袖的态度,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个人崇拜,大家都是平等的人,可他也有无法容忍不同看法同僚的无从掩饰的严酷的处理方法。毛泽东的生活很简单,但是他有着很独特的起居方式,就是昼伏夜起,夜越深精神越好,而彭德怀就是典型的自律的清教徒形象了,晚睡早起,律己严待人严。从保安到前线的路上,斯诺抱怨他骑的都是劣马,于是离开前线时从徐海东处得到的一匹烈马,在完全不同马匹上来去之间,斯诺看到的是一支不同的军队,但是也看到前线和后方相同的奉献的精神,文化政治的相同,以 及和普通中国军队的不同,对军人教育的不同。不,天下没有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但是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军队,给斯诺的对中国军人的全新理解的可能。看到这里的印象和后来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有一些混淆,因为我就不记得关于强渡大渡河等红一军传奇是斯诺的,还是索尔兹伯里的故事。我自己的可能可能更全面一些,大多是从《星火燎原》里的回忆录出来的。无疑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见过杨得志等红一军团红军一级勋章的获得者的个人,得到第一手资料。这里的故事又牵涉到二十八岁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当事人在回忆当年故事时,都要顺应潮流,历史都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讲解。斯诺是直观者,看到的,没有太多情感变化的改变,所以他认识的人都是在那一个年代的活生生的存在的人。他的文字里,或者是索尔兹伯里的故事里,有这一句话,云南绚烂的罂粟花在蓝天下盛放,蓝天上飞得最高的,是一只红军年轻的雄鹰……
作品中有一章节对苏维埃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一段几乎是最无趣的一段,但是细细研究,可以看出斯诺的疑惑,因为在红色中国,没有任何出产,但是维持苏维埃政权必须维持军队。如何维持强大的军队,单靠税收无疑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借贷,也不可能募捐。政府开销很低,所有的政府官员恐怕都没有私人财产,或者领取薪金,可是收入如何对冲支出是一个很需要理解的问题。陕北历史就是中国最穷困的地区,不可能收税,那么一个政府基础经济是如何维持运转,尤其是一个生存都受到威胁的脆弱的经济。只靠革命的热情,并不能解除经济学家的疑问,更不能维持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作。抢劫敌人是无疑是革命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冷静分析一下,“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仍然是一种高昂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解释,可行性很大,但是这种也是需要更多人力和物流消耗才能得到补偿的方式,在军队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的压倒性力量时,是五十五十成功机会的冒险,以及不能保证的正常持续性的财政政策。卖鸦片的确是另一个大的来源,不仅容易和持续维持的可能,而且在当地有着深厚的基础。西北缺水缺肥沃土地,民生选择不多,跟今日阿富汗一样,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必须是要么靠国际社会的供应生命线,要么靠多年来的传统种植毒品维持生存。当时的苏维埃政权,第一选择不是不期望,而是不可能。共产国际给红色中国的支持,多数停留在精神上的支持和偶尔人力的输出,连续的有保障的经济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停留在红色中国财政预算上的收入栏目中,很有可能有毒品的收入。革命者大多数不会自己消耗毒品,有健康的因素,最大可能是精神上对毒品的清教徒一般的厌恶甚至鄙视。革命政府,尤其红色中国这个靠革命热情高度理想建立的社会,很可能是抵抗毒品的精神上的敌视的极端,而不是正相反。我对这一章节的记忆很模糊,只能凭印象和推理来理解当时阅读时的疑问,很可能是错误记忆,如有差错,等我慢慢找了书再来改正……
书中间 还有一段对军队平民扫盲的好奇和揭秘。斯诺的故事吸引人,就在于每一个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变化,都是通过描述极其有趣的人物发展中娓娓道来的。谢觉哉和徐特立两个红老鬼的故事,我都记不太清谁是谁了 。但是他们是长征中过来的最老的成员,很骄傲也很自信他们存在的必然和选择的满意。一个(不记得是谁)是毛泽东的老师,对斯诺抱怨这个不听话的学生的过去,当然也不掩饰对这个当年反叛学生的骄傲。两个人都是教育者(??不清楚了,是不是中间一人是财政管理者),他们的教科书扫盲教育和以拉丁文字为基础创造的拼音对我们今天文化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远。
书中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保安生活的细节的故事,例如斯诺和李德,蔡树藩,伍修权,吴亮平等外交部人物的近乎喜剧性接触。我的兴趣更多在那些无名者上,因为历史很少将眼光停留在这些来去无痕的过客上。书中有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向季邦等红小鬼,在李克农的解释下,表现出超然的自尊的孩子们,当然少不了向季邦的戏剧性的普鲁士军官一般的敬礼。和书中带过的那个被人叫做“礼拜堂”的基督徒革命者。和那个被民兵狠狠地评论想买鸦片的乡长。和李德的江西小脚(??)太太在屋檐下挂着的德式香肠。读书读到外交部夜夜昏暗灯光下罪恶渊薮里和斯诺赌博的苏维埃高官们,因为斯诺的影响,赌到只能盗取公款弥补赌帐(无数火柴棍)的负罪感的快乐的日子,昏暗灯光下放眼四望,康克清邓颖超等保安不多的女性都被每夜的牌局勾引过来观战而引起流言,只能感到那是多么正常而普通的生活,就是一个人普通如你我的生活,但是又是历史和时代给予不同职责的人物的生活。我还感兴趣斯诺和蔡树藩伍修权打网球的交流,蔡树藩(是他吗?)对自己独臂的忧虑,担心他俄国太太的不接受后,而伍修权很男人的安慰,那是很正常的人性的关系,不是宣传书本中一本正经的二十四小时革命的严肃的日子。感兴趣斯诺通过外交部向李德的库存的可可粉伸出黑手,经过官僚管理的重重障碍后,丢尽颜面的猪油蛋糕的失败。他的不成功并阻挡不住年轻人的超越一切的好奇和食量及胃口,轻松消灭掉斯诺的没有发起来的猪油蛋糕后,留待斯诺天天无聊地享受他的枯燥的口粮的过程。生活在这里是生活,不是宣传,不是装扮起来给外人看的理想,不同的是,在平静生活后面的血腥。
最明显的血腥是从徐海东的故事里来的。第一次和徐海东的接触很可爱,大家在彭德怀指挥部里吃西瓜,围着盆子吐瓜子的淘气,并交换某某参谋吃西瓜的本领之大,以致得到韩吃瓜的的美名的八卦。一起吐西瓜子的军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徐海东。斯诺记载的他的故事,我也在其他资料中看到过。徐海东平平静静地说起家人被白色恐怖杀死一百多口的事时的平静,令斯诺有一种无名的毛骨悚然但不可置信疑问。一方面是不可能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存在的可能,在这个年轻人的口中那么自然的讲出来,很容易把读者带回那个特定的年代。革命和血腥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实。是什么样的痛恨和仇恨,使人铁石心肠地对待另一个人类,同宗同族同类的命运的暴力,都不是我们能够轻易理解得了的背景。也许,经历过仇恨的人类,更容易得到黑与白的结论,而不是在理想和选择之间游移。徐海东并不是唯一的在仇恨中报复被报复恶性循环的成员,但是是非常突出的一员。不是那一个年代过来的我们,在这种仇恨面前,任何理解和文字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经常推荐朋友去看这本书,不仅是给我们带来对红色中国的了解,也带来对中国当时各式影响历史发展中国命运的人物的了解。我不记得斯诺见过蒋介石,但他无疑见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国民党西安的其他政界要员。他对他们描述比红色中国下的笔墨要少很多,可是也非常的精炼。比如对张学良的背景及当时发展的介绍,从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眼中见证的时代发展,不是一家之言的绝对,但有着同样或者更重的影响力。张学良的故事我就不想重复了,杨虎城在与斯诺见面时,最大的个人烦恼就是他发妻和现妻期望得到他而排除对方的纠纷,很让人感慨。
红色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可是回头以看历史的眼光看这本书,仍然能看出时代的脉搏,在一切书中人物,无名者改变历史者的故事里,写下的一个趣味盎然而且现实突出的历史书籍。相信很多人,在无论什么样的心情眼光中,严格地考量斯诺的背景和分析时,都能至少得出结论,那就是他是认真的出色的一个记者,和认真的出色的历史记载者,和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和一个认真和出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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